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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www.39394.com烟花美文网小编整理的传媒专业论文三篇，供大家参考!传媒专业论文三篇
传媒专业论文一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其广泛应用和快速渗透给新闻传播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探讨新媒体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革是新媒体研究的重要课题。最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和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院共同主办了“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第三届新媒体学术年会”。本次年会邀请多位香港、内地知名学者和业界人士发表主题演讲。本次会议共收到全国各地投稿论文60余篇，经评审入选论文20篇，分6个分会场进行发表和交流。
一、主题演讲
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指委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指出，互联网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全球化与个人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生活变化，与此同时全新的世界格局、全新的贸易环境、全新的生活模式也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传媒。当前，西方国家出现了一元化的价值观，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借助互联网传播散播全球，意图使之成为普世价值观。这导致一元普适价值观与多元民族文化、国家一元价值与社会多元诉求、一元价值观与多元思潮表达成为三大课题，提出媒体应该倡导主流价值观、容忍多种思潮。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李喜根认为虽然学术领域对新媒体研究盛行，但国内的传播研究大多数仅限于关注国外的研究成果，创新较少，在新媒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没有提供更多新的知识。他指出开展新传播研究的过程应该转变为一个产生新知识的过程，知识增量的过程，衡量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标准就是有无产生知识增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工程师、浙江日报传媒梦厂CEO蒋纯博士结合国内外新媒体发展实例，指出信息化革命给媒体带来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分众化的内容生产、个性化表达，读者有自己的选择;其次是“海量式”的传播组织，个人的发声让原有的新闻发布者受到困惑;再次是带来互联网的杂志化，最后是媒体经营的变革，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兴起，以及广告主与媒体客户发生变化，细碎化的消费者和媒体客户诱发细小的产业链。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王建民教授以微博数据量化研究为基础，从社会资本和微博挖掘的整合、媒体民生声望分析、社会情感的度量表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展示了用户发微博的高峰期以及各省微博用户的活跃度以及综合粉丝量、发帖跟帖量、转发量等多个因素探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二、新媒体与政治传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张春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李国彦对新媒体的“蝴蝶效应”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新媒体的蝴蝶效应，意外地实现了传播革命，也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新气象，如民众知情权的扩展、思想的多元碰撞、对公权力的监督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深化等。新媒体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社会管理者当顺势而为，适应新媒体带来的变化，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暨南大学刘倩从美国政府积极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外交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例出发，分析了中国应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外交的同时构建国家形象。通过研究，她发现美国宣传决策整合有四大支柱来源：智库、非政府组织、国会和国务院。总体来看，美国的公共外交宣传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与之相比较，中国行政系统决定宣传方向，虽然具有举国资源的优势，但文化宣传方向和视角有局限性，发声源单一。华东师范大学付雪松以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政务微博“上海发布”为个案研究对象，以传播学、行政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运用文本分析、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总结分析了政务微博的特点：发布更新频率快，但缺乏时间表;内容的范围广，但与政务主旨有所偏离;政务微博大多单向考虑发出的方便性，但缺乏双向性的考虑，没有很好的与受众进行沟通。苏州大学侯悦以美国驻华大使馆2012年1月至6月的微博内容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的三个特点：集中呈现美国价值观;运作方式、形式灵活多样;综合影响力强。她还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的运作和特点，对国家政务微博提出建议：以热点事件为发布契机可以增加转发量;转变生硬的交流语言，应给人以亲切感;使用讲故事的叙事技巧，引起网民情感共鸣。
三、新媒体与新型受众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系主任、教授周庆山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AM)易用性、有用性认知和人口统计特征，对大学生微博使用动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使用微博基本规律与选择使用主要影响因素。他的研究表明总体用户对微博易用性普遍比较认同，特别是对自我表达中情绪宣泄、自我记录、获取信息以及社会交往四方面的有用性认同度高，用户使用等级越高则影响其使用的因素越多。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讲师邬晶晶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影响。老年人要学会使用新媒体，这有益于优化其生活和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她以宁波城市老年人群体对新媒体的了解和使用为调查实证案例，来分析转型社会的老年人新媒体素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可能及启蒙对策。
清华大学刘于思，嘉应学院杨莉明探讨了以微博为例的互联网使用对记者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个体网层面来看，记者在职业群体微博链接网络中的强联系大多为紧密型社会资本，而弱联系大多为跨越型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网络规模资本和中间位置资本后，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使用对记者在职业群体中建立社会网络、增加社会资本具有积极效果。南京大学许玉以A股上市银行的34597条微博为研究对象，从微博用户对个人银行业务的关注及其情感分布两方面进行研究。她的研究表明：微博用户较少表达极端情感，而一旦表达，则倾向于表达负面情感;微博用户最为关注的业务，是那些能够给用户带来最直观感知的业务;实体银行业务的服务效率、网络银行的便捷性、电话银行的服务质量与服务内容，以及信用卡的增值服务，是微博用户关注重点。
四、新媒体与社会抗争
香港中文大学赵蒙畅以7月下旬发生在北京的暴雨事件为例，通过对新浪微博的文本分析，运用社会运动的理论工具包，探究网众抵抗性认同建构和消解的过程和影响。研究发现网众通过构建合适的话语框架，团结在特定的内容之下，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在线抗争的边界激活。她认为网民抵抗性认同的构造，对议题的传播和舆论场的维持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清华大学张潮、王梦南选取中央性、区域性、专业性，共33家代表性报纸媒体作为分析样本来源，进行编码统计，勾勒出“官二代”群体在大众媒体中特权者、负罪者、蛮横者的媒介形象图景。以标签理论切入，分析“官二代”媒介形象建构的社会心理动因和媒体思维模式，提出标签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时代修正，并讨论这种反向标签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积极意义。 中山大学叶伟樱、黄佳瑜归纳了群体性事件中抗争者的传播行为特征和新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影响。她们发现传播者在今年抗争行为中突出的特性是新媒体的使用加强、策略性和主动性增强。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的使用促使了传播的规模增大，对于官方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加上舆论领袖发挥作用，使得事件得到迅速的传播和解决。暨南大学潘军邱关注网络社会运动主体和整个群体的心理变化对于运动的影响，以“微笑局长”为例探讨了网络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的路径。她发现：运动三方(主流方;沉默方;反对方)的关系在运动中作用关键;集体认同感有一定的必要性;创造共意过程中需要注意心理规律的把握;团结忠诚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意见的多元对于平衡运动的发展非常重要。
五、新媒体与公民社会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罗云锋主要讨论“非常态的常态化”负面后果的政治学与法学应对。在分析思路上，主要从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谈起，仔细辨析有关新闻传播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两种错误偏见：民主素质论，社会稳定论。其次则讨论信息不对称与教育不对称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的相关应对，以期为避免可能的负面的“非常态的常态化”即“消极常态化”，寻绎出可能的解决路径：社会大背景下的法制和法律建设新闻传播法的加强，而不是对言论本身的限制。
四川理工学院副教授宦晓渝探讨了新媒体在公民意识发展中的途径：公民新闻对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促进;网络意见领袖对公民意识的引导;以及政府官方微博与公民意识的互动。她以温州动车案为个案，分析了其中的传播机制，指出新媒体的信息经过扩散与裂变式传播，同时与传统媒体问的媒体循环，新媒体的及时性和传统媒体的深度性相互补充，从而扩大事件的影响。
中山大学陈文希以微博上的公民传播实践为视角进行公民传播与传媒的公共性研究，她认为：一方面，微博使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这两个主要的公民传播形式形成了整合，拓展了新闻从业者和普通民众参与公共议题的渠道：另一方面，公民传播在微博上的兴盛，也促进了传媒的公共性的发展。复旦大学陈静茜以“信息一系统”新情境引发了个体媒介使用行为的新变化，以及对微博内容运行是2.0还是1.0的思考为缘起，对本土微博平台“热门话题”趋势进行了研究。她的研究发现微博平台热议话题不仅是微博使用者的需要，而且是商业运营、体制监督的需要。商业网站利用热议话题在商业运营商达到信息整合，强化“感情色彩”以及娱乐化的目的。
六、新媒体与公益传播
暨南大学陈韵博以绿色和平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线上民族志等方法，探讨在当前的制度格局之下，非政府组织如何多方位多角度地整合社交网络服务(SNS)资源，SNS为绿色和平组织实现其发展理念和目标提供了哪些帮助，以及该组织在利用SNS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等研究问题。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师廖卫民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微博的案例分析，研究归纳出中国当代艺术公共传播的两种典型舆论表达模式：一是深度介入型，二是艺术再现型。他认为这两种舆论表达模式都充分利用了微博的媒介传播特质，使得艺术家能与网民有效交流，从而扩大了当代艺术的公共传播，彰显了当代艺术的社会现实意义。两者互相融合创新或许会使得当代艺术传播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现实。
华东师范大学鄂友冰以“行走的力量”公益活动为例，对微博公益传播机制进行全景性的分析，探讨微博与公益传播的契合，在此基础上思考微博公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提出“合作治理型微博公益传播”理念，以期推动社会公众对公益的关注和并促进公民对微博公益活动的参与。四川大学周佳琪以“新浪财经315微博投诉”为研究对象，探讨网民对这一事件的参与度情况，他的研究认为在微博参与公共事件传播的过程当中，话语权的影响力是决定微博的传播效果的本质力量。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许莹以“随手拍乞儿”微博行动为个案研究对象提出微博行动诞生于微博平台之上，而微博作为保罗·莱文森所定义的“新新媒介”是在中国当下的结构一制度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宏观的结构一制度背景，中观的基于微博的媒介环境背景，微观的微博行动背景。
七、融合新闻与视觉传播
深圳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党西民分析了“表哥微笑”图片的传播过程，并解释图片新闻在对议程设置、促进网络新闻大规模传播中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图片新闻成为新闻极化的证据，为事件提供了发泄口。通常群众的情绪会集中到某一主题，当事人会成为追责对象。另一方面，图片新闻开辟了大规模新闻协作的空间。他提到“新闻众包”，如今网络汇聚了拥有强大信息搜集、加工能力的网友，能从不同角度提供不同的素材、见识、思路和情感支持。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新闻系教师李韬将网络拍客与意大利电影新现实主义和电视记者的对比来分析网络拍客现象。他认为，网络拍客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的相似之处有内容真实、题材广泛、平民的话语权三个方面。而不同之处在于，新现实主义是关于电影的理论，电影毕竟是再现现实，拍客则是记录现实。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薛强运用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梳理了新媒体视觉特效技术是如何在上世纪60年代被计算机图形学之父苏泽兰特创新出来，并且在电影、动画和电子游戏中扩散开来。他认为中国在电影、动漫和电子游戏产业长期保持文化逆差的很大原因是由于电脑特效技术的落后。要解决问题的话，必要有接受新事物的心态。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强认为视觉文化传播中的难题一一图像复制，被新媒介技术革命所攻克。这使得视觉文化在新媒体技术的变革中超越了传统的语言文化，成为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流。他从传播媒介与传统的视觉艺术出发，倡导从事视觉实践者来进行视觉文化的研究。并重点阐述了传统东西方视觉文化中关于看的问题，以此解构新媒体时代的视觉文化。
中山大学吴燕对中英创意产业园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创意产业园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和不足。优势是中国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和遗产、历史遗留建筑和逐渐增多的高等教育人才，但是也存在产业链不完整，园区功能定位不清，缺乏特色以及创意人才与产业结合不紧密，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等较明显的劣势。
不求会议规模，但求会议质量。新媒体学术年会已经成功连续举办三届，旨在为来自全国各地关注新媒体发展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观点碰撞和思想激荡的平台。本次新媒体学术年会入选论文质量优秀，主题鲜明集中，体现了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就新媒体的发展展开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传媒专业论文二
[论文摘要]在数字媒体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数字媒体专业人才培养及其培养模式被更多院校重视，同时，工作室制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被广泛认识和应用。但由于数字媒体行业在我国发展还刚起步，工作室制的体系还没完善，如何使数字媒体专业工作室制在不同的发展环境中健康成长，促使产学研教学改革成功还需要不断的检验与深化。文章从工作室制的本质出发，提出了工作室制课程群建设中需要关注的五个“不同”和需要把握的四个“原则”，期望能为我国的数字媒体专业人才培养作出贡献。
[论文关键词]数字媒体专业 工作室 课程
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伦敦奥运之后，数字媒体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产业。它在各国的GDP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美国GDP的4%由数字媒体产业贡献，总产值超4000亿美元;英国的数字媒体产业产值约合900亿美元，占GDP的7.9%;日本的数字媒体产业成为第二大支柱产业(仅次于汽车)，产值约合2700亿美元;在韩国数字媒体产业已超过汽车成为第一大产业，占GDP的28%，产值约合6490亿美元。2010年我国的数字媒体产业产值约合2400亿美元。我国的水晶石公司成为伦敦奥运会数字内容唯一供应商;中国数字媒体产学研联盟在2010年成立，吸引了包括联想、汉王、英伟达、Autodesk等知名国内外企业加盟，这一系列现状和举措都说明了我国对数字媒体产业创意型人才的需求将有井喷式的上升。
一、数字媒体专业人才培养状况
数字媒体专业是培养兼具技术和艺术素质的现代高级工程师和艺术设计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目前开设数字媒体专业和方向的院校已超过100所，不同院校由于硬件投入、师资水平、培养模式、配套产业等情况的不同，孕育出人才的素质也大相径庭。其中，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的数字媒体专业发展较有特点，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同时，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教育与教学改革推进，新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其中采用源于包豪斯的工作室制培养模式被广泛推广并得到认可。工作室制被认为比较适合今天专业细分化，强调专业特色的教育现状。就数字媒体专业的特点来说，它强调技术与艺术结合，重视人才的复合性与实践能力，注重知识结构的交叉性，是传统传授式教学方式无法满足的，采用工作室制是目前更为合理的教学模式。
二、工作室制的定义与特点
工作室有不同的形式，有主要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学工作室，有教师从事科研项目的科研工作室，有与企业合作成立的项目工作室，有为名师打造的大师工作室，有学生自发建立的学生工作室等，一个工作室可以一种形式存在也可以综合多种形式存在。工作室制站在教学改革的角度来说，它的定义是“由教师将企业项目与教学课程结合，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由合作企业支持，拥有配套场地和设备的一种人才培养机制”。它的关键点是要有企业项目嵌入、要有企业专家参与教学、要由校企双方联合评估，任课教师将承担教学与科研、课程与课题的双重任务，这对学校、教师、学生和企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由于要求高，很多院校缺乏充分的前期准备就一拥而上，没有把工作室制执行到位，效果便大打折扣，甚至成为滋生不良教学现象的温床。比如教师只注重课题而忽略课程，学生只做项目而不去上课，学生专业素质差距被迅速扩大，课堂成为企业廉价劳动力市场等现象。有的观点认为实行了工作室制的工作室就等同于企业部门，比如“把企业研发部整体引入工作室，研发部日常的设计工作完全可以在校内工作室独立进行，而企业的市场、财务、后勤等业务则留在原企业”。这种观点存在片面性，既不利于正常教学秩序的展开，也不利于企业机密信息的保密。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把工作室看作企业部门有失教育公平。在英国有一种“工作室学校”，直接对接当地公司，19岁上下的学生每周投入1～2天在合作企业工作，这一模式遭到教学工会反对，认为剥夺了“差”生得到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有意让他们分流。
由于院校与企业追求的目标不同，院校的工作室与企业部门虽然有相似处但存在更多不同点。它们的相似之处是：都有项目，有经费支持，有特定场所，需团队工作，有考核机制。它们的不同点是：(1)企业部门承担的项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而工作室嵌入的项目在课堂时间内可以只完成部分(其他部分由教师组织人员在课外继续在工作室完成)。(2)企业部门里的单个员工只负责某项工作任务，而工作室里的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后应该掌握教学大纲要求的知识点和技能点。虽然课程中可以采用分工形式，但教师要设法把握学习内容的公平性。(3)企业部门里的员工能力水平都是合格的，而工作室里的学生能力水平高低不同，要求教师能够以多种教学方法缩短学生专业素质的差距。(4)企业部门里的员工工作时间长，工作专心，而工作室里的学生课堂时间有限，还要学习其他课程，超负荷的课程内容会使学生感到压力，产生反感。(5)企业部门人员相对稳定，而工作室的学生每轮都不一样。基于以上客观存在的众多不同点，采用工作室制教学模式不能违背教育本质、背离教学规律，其目的是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企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助力，最终形成产学研共同协调发展的共赢局面。
传媒专业论文三
摘 要：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学科，侧重于语言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使用情况。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任何一则广告都要运用语言来表现其主体与创意。本文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中英广告传媒语言的特点，以及社会语言学在广告传媒语言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广告语言的制造者与广告受众提供参考，促进广告传媒语言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跨文化比较; 广告传媒;社会语言学
“语言离不开社会, 社会也离不开语言”,这是当代社会语言学家Romaine的重要论断。广告传媒充斥着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并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广告语言作为人类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中发展得最快，也最有影响力。它具有时代性，能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国学者对广告英语的词汇，英汉广告的语言特征，修辞手段，译文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样，把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同广告语言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就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社会语言学在广告传媒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英广告传媒语言特点分析
注意(Attention)、兴趣(Interest)、欲望(Desire)、记忆(Memory)、行动(Action)，这是美国著名学者E.S.Lewis提出AIDMA原则中关于一个精品广告所应当具有的宣传和吸引效果。能做到这五点，达到让消费者购买的目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广告的要求自然很高。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对广告的反应不同，在听到或看到广告之后有人喜爱，有人厌恶，有人平静，有人疯狂，这一切都是由广告的语言特点决定的。无论中文广告，还是英文广告，通常广告语言有四大要点：言简意赅，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目的性强以及方便记忆。但从语言和文化差异来看，中英文广告除了共性之处，还有各自的特点。
(一)中文广告语中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化的国家，讲究谦和忍让、克己待人是历来被弘扬的美德，因此，中国的语言体系中大量存在的是敬语，谦辞。因此，在中国的语言体系中存在的“您的”和“我的”这样表示要独占利益的第一人称句式是不被社会所认同的，因此也是被排除在语言规范之外的句式表达。 毕业论文网 http://www.lw54.com
这个文化语言特点表现在广告中：一是突出 “和”与“众”，强调个人的认同应当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以使彼此之间相互适应，由此在商品消费和广告中体现出一种从众心理。例如：中国联通的“一亿人的选择，亿万人的见证”，还有广州好迪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些广告词莫不体现了随大流的从众心理。二是中国的广告习惯用固定的形式去给商品起名字，让商品的特征、功效和优点一目了然。比如像“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就是采用“品牌名+商品的主要功效+范畴词”的方式。三是广告中特别重视文化和权威崇拜，这种观念在些广告语中比比皆是，国家权威认证、指定专用等词语在广告中出现的频率极其高，如云南白药牙膏，国家保密配方等。这类广告对中国消费者来说，是非常乐意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在商品质量的保证和可信度的增加。
此外，汉语广告中也有不少谐音现象，并且像谐音相关这类谐音多以成语和言语出现：“咳”不容缓—桂龙牌咳喘宁，随心所“浴”—玉环牌热水器。
(二)英文广告语中的特点
西方的价值观中更强调个体，强调人本主义，认为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与此相应，文化语言突出的是个体倾向，注重个性与隐私。欧美国家消费者在商品购买中，出对众人兼用的商品兴趣不大。因此，在广告语言中很少用“all”这类词，而更多使用 “you”这类词语，这样的好处，一是加强了广告与消费者的互动性。二是符合文化心理，让消费者感到这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商品，而获得心理上的舒适感和满足感。例如：“We’ll leave a light on for you”(Motel 6)它所传递的是“You(the customer)will always be welcome”。
此外，在英语的认知模式中，给商品的名字只要一个名称单词即可，不必要加什么功效或特征之类的修饰语，如“Nestle”(雀巢咖啡)，“Alps”(阿尔卑斯巧克力牛奶夹心糖)。当然英文广告中也有许多语言谐音的出现，如Make your every hello a real good buy。这则广告恰是利用了“good bye”与“good guy”的同音异义吸引了顾客注意从而推销其产品。简练性和灵活性在英文广告语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Just do it(NIKE广告)，Impossible mage possible(佳能打印机)，Maybe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Maybelline(Maybelline化妆品广告)。正是这种广告语的精炼吸引了大多数消费者，同时，也实现了AIDMA原则。
二、社会语言学在广告语言中地位与作用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科学;而广告语言真实生动地体现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语言学对广告传媒语言的研究在性别，年龄，以及语码转换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
(一)性别差异的影响
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所产生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心理过程,体现了人类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按照性别的不同,男性与女性在消费心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差异来源于男女在生理、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思维模式方面的种种不同[9]。
因此其对应的广告语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针对男性的广告，应当把握住男性的需求和心理特征，突出阳刚、实力、品质这些关键性要点，在广告语言中一定要体现出“男子汉气概”，如：超人剃须刀，劲霸(男装)等等都体现了男性的阳刚气质。而针对女性的广告，则应把握漂亮、优雅、温柔等特质，突出对商品色彩与式样等方面内容的关注，这样才能引起女性的注意和好感，更容易接受和购买。像商品名字，就应该符合这些特征，飘柔(洗发水)，淑女屋(服饰)等等，所有的词都给人一种柔顺，雅致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