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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圈子”文化是与党的宗旨完全背离的，杜绝“小圈子”必须有“治本之道”，这个“本”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烟花美文网www.39394.com 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领导干部关于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对照材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领导干部关于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对照材料
强化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圈子”可以有，“小圈子”不能碰
“圈子”是指具有相同爱好、兴趣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圈子”范围广泛，类别众多，如“文化圈”、“朋友圈”、“微信圈”等，联系较为松散。虽有优劣之分，但这样的“圈子”大家都可以有。狭义的“圈子”特指政治上的“小圈子”，是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谋取私利的小团体。这样的“小圈子”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背离，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违反组织纪律，危害党的团结统一，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
江苏省阜宁县纪委王国柱:实际上，“圈子”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之分。领导干部也是人，只要参与社会交往，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况且领导干部正常的、适度的社会交往，有利于调节情绪、放松身心，有利于开阔视野、丰富思想，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扩大信息来源。只要不用来谋取私利，领导干部可以有自己的“圈子”。
井冈山干部学院姚玉珍：我认为，现实中的“小圈子”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式，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运行规则和文化价值观念。从正向看，“圈子”可以使人们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坐标，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负面说，“小圈子”会使得社会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利益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而成的不正当关系网。领导干部对“圈子”要慎重，要警惕“圈子”变“圈套”，以免掉入陷阱。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柴杰：我这里讲的“圈子”是特指搞山头主义的“小圈子”。我们党一贯坚决反对“小圈子”。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大都是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从规矩抓起。对此类问题，如不下力气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危害党的肌体。
净化“圈子”须监督和自律并重
现在，社会上各种“圈子”鱼龙混杂。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督促其净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工作中。
江苏省建湖县纪委胥加洲：我认为光靠外部监督很难净化领导干部的“圈子”。现实中，有的人认为干部的“圈子”活动涉及个人生活，不少内容属于个人隐私，过多干涉有侵权之嫌，不宜监督。有的认为基层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任务重，一些干部在外应酬多，自然要接触企业老板，与“大款”交友，其真实目的，局外人难以界定，无从监督。还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在“圈子”的活动具有隐蔽性、私人性、复杂性，圈内人员之间又有相容性、保护性，监督起来难度大，不易净化。
湖北省利川市纪委陈登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我们注意到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专门把交友过多过滥，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复杂，作为一项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很有针对性，纪检干部作为监督者，如果自己的“圈子”过多过滥，更容易出问题。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包括纪检干部在内，都要在社会交往中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善于识人，要把握住“朋友圈”不是越大越好，“生活圈”不是越广越好，应坚持原则，做到择善而交、择人而友。
江苏省阜宁县纪委王国柱：净化“圈子”，自律很重要，但也离不开外部监督。必须构建家庭、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监督网络，形成监督防线。家庭监督，宜采取多种形式教育领导干部家属多关心、过问领导干部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当好“廉内助”，为廉洁从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组织监督，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瞪大眼睛、拉长耳朵，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的交友情况，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监督格局。社会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多形式、多方面了解领导干部“生活圈”、“朋友圈”的情况。通过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领导干部“圈子”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公布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领导干部自觉净化“圈子”。
坚决摒弃“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古已有之，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代名词，与以为民、务实、清廉为内核的党的价值取向根本对立。党内“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不利于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知名时评人于文军：“圈子文化”虽脱胎于“圈子”，但与“圈子”不能画等号。我们要消除的是“圈子文化”，而不是“圈子”。从历史与现实看，“圈子文化” 是导向“山头主义”的基础，具有负面性，发展下去往往会破坏政治生态，让一些党员干部失去政治信仰，形成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彻底铲除“圈子文化”的土壤，非一朝一夕之功。现阶段，清理和整治“圈子文化”，重在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领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至于普通群众的“圈子”，应当倡导其高雅向上的价值取向，使普通公民的“圈子”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一个个能量源。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柴杰：由于传统儒家社会重人情、轻法治的特点，我国的“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从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到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帝后党争，尽管圈子的成因不同、良莠互见，但最终都加剧了统治危机，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箴言。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斗争的需要，形成了各个解放区、根据地和白区等的客观分离，出现过与共产党的党性对立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建国之后，党中央一直十分警惕山头主义、防范“圈子文化”。而从林彪到 “四人帮”，无不因为搞“小圈子”，给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从近几年落马的领导干部来看，很多人都是毁于不正常的“小圈子”，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纪律和规矩是医治“圈子病”的良药。要想“肌体健康”，就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强对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情况的监督执纪，使守纪律讲规矩、一板一眼按纪律和规矩办事，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党内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在查处的一些腐败大要案中，少数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他们选人用人，一切以能否对自己尽忠为标准，这种人身依附性，严重损害党的选人用人原则。投机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点，它不仅推动“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共产党人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败坏党的形象和风气。帮派性，是 “圈子文化”的总体特点。现在腐败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帮派圈子，纯粹是以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点。当前揭露出来的帮派圈子，无论搞人身依附，还是搞政治投机、结党营私，都贯穿一个“贪”字。消除“圈子文化”的影响，必须从抓价值观建设、法治建设、纪律建设方面多措并举，并由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各级干部身体力行，只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抓，坚持不懈地抓，就一定能铲除这种腐朽文化的影响。
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我们党历来反对在党内搞“小圈子”、拉拉扯扯、另立山头。延安整风时期，就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深刻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对于不同认识，应当通过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即便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也允许个人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不得另搞一套。从历史上看，张国焘、王明、“四人帮”等都是搞派别活动的，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从现实来看，像周永康、徐才厚、刘志军等，背后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圈子”，但这些人也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所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把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全党有统一的理论基础，统一的组织原则，统一的铁的纪律，统一的奋斗目标、路线方针政策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全党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实现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所必需的，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就不能唱出动听的歌曲，而是一片噪音。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证明，“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小圈子”古已有之。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他从尧舜禹汤、秦汉唐宋，对朋党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分析，许多朝代就是亡于朋党。我们所指的“小圈子”就是某些以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来保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乃至阴谋篡党夺权的团团伙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实的教训应当记取。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他们的目的和手段虽有所不同，但大都是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领导干部企图利用“小兄弟”给予支持，“小兄弟”则依靠领导干部给予提携、照顾。他们在一起吹吹拍拍、吃喝玩乐、利益输送、贪污受贿，支持亲信、排斥异己，徇私枉法、胡作非为。有的“小圈子”以亲朋故旧、同乡、同学、同事为主体，结成利益同盟;有的同气相求，相拜结盟，称兄道弟，甚至沿用青红帮的称谓;有的崇洋媚外，向党抹黑;有的与宗教甚至邪教相勾连，讲究风水，崇拜鬼神;有的“小圈子”盘根错节，难分难解。各种“小圈子”都是背离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的，他们是党的健康机体上的毒瘤，危害甚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清除。
官官勾结、权权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这些团团伙伙的不良风气，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问题不容小觑。 “朋党之争”是唐朝末年，宪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此后，此起彼伏，两个小圈子之间从未中断，直至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为此，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以史为鉴，笔者以为，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
“小圈子”以权力、利益为核心，以关系网为纽带，利益与关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渐进化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和利益集团，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最终导致权力变味，党纪国法失尊，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被破坏贻尽。而“小圈子”也不是一个法外之地，进入其中短期之内可能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一朝大树倾倒，就将集体沦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下，也导致了许多腐败窝案，如茂名腐败窝案，山西吕梁窝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 和党内帮派的牺牲品。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讲话中提到，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而现实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广大党员干部更应永远明白，真正的“护身符”，不是“哪条线”“某圈子”“谁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纪守法的戒尺。
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基层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外部环境错综复杂，防范金融风险尤为重要。践行“两学一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于更好地推动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落实党风廉政和经营管理“双重责任”，落实党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各项要求，意义重大。
交通银行党委高度重视并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结合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实际，聚焦从严治党引领交通银行转型发展。
增强“四个意识”是“两学一做”的根本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经济减速和产业升级矛盾交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空前艰巨。未来20年，党的执政能力、威信力、号召力和影响力都面临重大考验。在这样的环境中，党要有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就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反四风”，反腐败，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在经济发展上，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我们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在道路探索方面，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发展理念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理念。在总体战略上，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实现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空前加强，两手抓、两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几年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治国理政体系，明确了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目标，并初步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建设领域进一步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理念，并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于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各项既定的大政方针政策，推进各项改革，防范各类风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让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四种意识”是开展好“两学一做”主题教育的一个根本要求。
增强政治意识，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善于从全局高度，用长远眼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自觉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
增强核心意识，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要相信党、依靠党、任何时候不能反党、不能叛党。要自觉维护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对全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坚决听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挥，绝不妄议中央、绝不搞阴谋诡计。
增强看齐意识，就是要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看齐，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交通银行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着眼于紧紧围绕增强全体党员的“四个意识”这个目标，力求让全体党员在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中，切实学有所获;在做合格党员的实践过程中，切实做到有目标，有愿景，有成效。
让“两学一做”体现知行合一、问题导向的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习总书记关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揭示了知行合一、问题导向在本次学习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此，交通银行注重以知行合一的标准要求各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一方面督促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强化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号召全行党员结合交行实际和自身实际，将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强化学习能力;同时，还要求区分层次，区分对象，找准并解决实际问题，真正让交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体现出知行合一、问题导向的实效。
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交行“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在总行党委领导下进行，构建了由党委组织部牵头组织实施，党办、监察局、宣传部、机关党委、党校紧密协调的工作体系。总行党委班子成员和其他党员行领导，做到走在前面、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发挥领学带学促学作用，为全行党员作出示范。4月5日，我在交通银行党委中心组学习视频扩大会上，做了题为《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增强“四个意识”，争做合格党员和优秀党员》的中心发言，全面启动了交行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下一步，今年总行党委民主生活会还将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主题开展，党委班子成员要把自己摆进去，查找存在的问题。同时，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党委班子成员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带头参加学习讨论，带头谈体会、作报告，带头参加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带头履职尽责、立足岗位作贡献。
学思结合，武装头脑。推进“两学一做” 过程中，交行将自学、集体学习研讨、“两会一课”等多种方式有机结合，做到学思一体，努力增强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不断用党章党规要求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武装全行党员的头脑，改造主观世界。个人自学要求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以党委会、党委中心组等形式定期组织的集中学习研讨，则围绕带头践行党章、模范遵守党规、增强“四个意识”、推进深化改革等专题开展学习讨论，深化学习效果。“七一”前夕，交行所有党组织将结合开展纪念建党95周年活动，集中安排一次讲党课的活动，由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做到“四个讲清”，即讲清“两学一做”的基本要求和核心要义;讲清自己带头学习的思想认识和心得体会;讲清“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方法途径;讲清落实“两学一做” 要求推动交行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从严治党的具体措施。为进一步加大宣讲力度，交行积极推动党校培训师、先进模范、优秀党组织书记赴基层一线党支部讲党课，推动各直属机构党委整合教育资源，组织骨干力量赴基层党支部讲党课。通过个人自学、集体研学、专题党课、基层调研、对照剖析等形式，交通银行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在让全行党员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主动适应全行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从严治党新要求，勇于直面和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努力当好忠诚、干净、担当的标杆。
知行合一，问题导向。从去年中央专项巡视国有金融企业情况看，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是国有金融企业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交行也不例外，比如，全面从严治党抓而不实，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执纪问责偏于宽松软;纪律和规矩意识不强，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坚决等等。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两个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认识还不到位、措施还不有力、标准还不高、问责还不严。对此，我作为交行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第一责任人，必须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认真落实党建责任制、经营发展责任制和风险管理责任制，把从严治党的责任层层传导下去。一是健全班子规范运作机制，贯彻好党委的民主集中制和行长的经营管理负责制。用民主集中制防止一盘散沙、防止独断专行，用经营管理的行长负责制明确责任、推进改革发展。二是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委议事决策第一标准，进一步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开好党委会，发挥好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带领交行不断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和从严治党。三是切实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召开党建工作会议，进一步发挥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进一步强化各级责任，继续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全覆盖考核;进一步强化问责追责，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通过以上举措，交通银行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
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领导干部。军委印发《严格军队党员领导干部纪律约束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充分体现了习主席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决心意志，是新形势下推动纪律建设、加强纪律约束的基本遵循。领导干部位置重要，责任重大，示范性强，必须全面学习，深入领会，对表落实，切实进入思想灵魂，进入行为规范，进入工作实践，在贯彻执行《规定》上走在前列。
根子在思想，必须把理想信念立起来
思想上的约束才是真约束，理念信念上的坚定才是真坚定。立起理想信念就能百毒不侵。贯彻执行《规定》，首要的是从思想的深层次上强化价值认同，改造主观世界。
对党忠诚要讲绝对。绝对忠诚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忠诚，就是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就是要一生一世，不能顺境时忠诚、逆境时不忠诚;就是要言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当前，尤其要强化军魂意识，强化政治定力，强化执行意识，决不允许说一套做一套，搞政治投机主义;决不允许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决不允许跟组织讨价还价，违背组织决定，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品行操守要讲正派。品行是一个人的底色，品行正才能行得远。我党我军历史上，一大批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守底线，是我们修身正己的榜样。不容忽视的是，个别领导干部品行不端，操守不正，意志不坚，甚至道德败坏，趣味低级，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最终身陷囹圄。“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必须把端正品行、纯洁操守作为永恒课题，“吾日三省吾身”，常洗澡、勤治病。要着力解决好“为谁用权”的问题，时刻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姓公不姓私，努力做到为党用权，为官兵用权，为事业用权。
事业追求要讲担当。当前，强军兴军加速推进，使命任务艰巨繁重，深化改革攻坚克难，领导干部必须敢于担当、勇于担当、善于担当。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有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哪有一点事业追求，哪有一点担当意识，哪有一点党员本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铭记习主席的“三个为念”，树立远大追求，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履职尽责、敢于负责，努力干出经得起历史、经得起人民、经得起未来战争检验的政绩。
抓手是整顿，必须把问题苗头纠治好
贯彻落实《规定》，紧要的是革除沉疴积弊。要牢牢把握“整风整改”基调，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为载体，革弊鼎新，激浊扬清，把扭曲的和走样的东西匡正过来。
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最有说服力。当前，有的领导干部在问题整改上存在畏难情绪，希望别人先改、自己再改，改下级、不改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快点改，对自己不利的慢点改。必须防止这种从局部、个人利益出发的“选择性”整改。领导干部要把手电筒反过来照自己，从自身做起、改起、严起，严格纪律约束，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反对特权现象和特权思想，彻底反“四风”改作风，严守财经纪律，在问题归零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肃清流毒影响。坚持把整风肃纪作为长期的思想改造，防止和克服“毕其功于一役”。应该深刻认识到，当前，浅层的、表象的、看得见的东西清得比较彻底，灵魂的、内在的、深层次的还需要持续下功夫。不仅要清物理痕迹，更要“格式化”思想残留。通过以肃铸魂、以肃促战、以肃正风，让官兵从中感悟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正风肃纪、强军兴军的坚定决心，升华对党和军队祛除积弊、革故鼎新的希望和信心，回归本色、回归本真，以崭新姿态再出发。
搞好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规定》的有效方法手段。要围绕习主席在全军政工会上指出的问题，紧紧扭住“七个专项清理整治”，坚持任务倒逼，积极推进，综合发力。重点问题要集中整治，基层风气要突出解决插手敏感事务，行业风气整治重点解决招投标暗箱操作、收红包吃回扣等问题。瓶颈问题要聚力攻坚，坚持新官理旧账，积极主动、依法稳妥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老大难问题。容易反弹的问题要紧盯不放，对吃拿卡要、公款吃喝、收受礼品礼金等容易反弹回潮的问题要死死盯住，露头就打，防止故态复萌。
关键是作风，必须把“三严三实”践行好
贯彻执行《规定》，反“四风”改作风是“形”，形正威塑。领导干部要切实立起“严”与“实”的标准，坚定不移抓作风，驰而不息改作风。
始终坚持崇尚真理。崇尚真理，不崇尚权力，既是党性要求，又是人格魅力。此前，有的领导干部搞人身依附，搞“小圈子”，一查处就牵出一串，拔出萝卜带出泥。信奉权威依附个人是极不正常现象，难免要犯错误，崇尚真理依靠组织才正常、才安全。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工作实践中，要做到不怕得罪人，不怕丢选票，不怕打击报复，不怕污蔑陷害。
始终坚持无私无畏。无私无畏才能有所担当。现在，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损害的是部队建设，影响的是战斗力提高。要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军队建设事业第一，基层官兵第一，努力做到是非面前坚守立场、矛盾面前迎难而上、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心底无私天地宽”。坚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干事。
始终坚持严实相促。坚持做到为人朴实、工作扎实、作风务实、不说假话。要坚决防止和着力纠治政治上的“两面人”问题，对言行相悖、表里不一的，一经发现立即调整出领导岗位，并严肃处理。要把讲真话、报实情作为一条底线来坚守，严格按规定和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和个人有关事项，不弄虚作假，不谎报瞒报。要把“严”和“实”结合起来，以“严”求“实”，以“严”促“实”。
底线是法度，必须把厉行法治落实好
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从古至今，圈子文化就是政治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官场，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因此“聪明人”往往会认清阵营和形势，想办法进入某个圈子，如此才有发展前途;身居一定位置的，也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圈子，方能产生影响，做成想做之事。
“圈子”盛行的文化基础
我们不禁要问，圈子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对于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形成原理的分析有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而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基础，就是梁漱溟所谈的“家伦理本位”文化。正如《论语》里所讲述的，对于父亲偷羊的正确处理方式应该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就是诚实是应该的，但在特殊情境下父为子、子为父说了谎，还是能被接受的。儒家是以“己”为起点从亲人间的“孝悌”入手推广到他人，这种思想应用到日常人伦中，爱变得有差等，于是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让中国社会的各个地方都形成了“圈子”现象，尤其是在商场、官场上，那些有资源、有权力的人形成的小圈子更可成为有足够实力的小团体。既可以为善，变成办事有效率、有效能的团队，一加一大于二，发挥小集体的战斗力;也可以为恶，将权力私人化，为小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善恶之间，关键就取决于小圈子里从领袖到成员，其行为有没有底线、有没有愿景、能不能做到“礼法并治”，也就是说，有没有大家都会遵守的非正式规范或正式法则，并能有效地动态平衡礼与法的矛盾，化解原则与利益的冲突，以及平衡圈内圈外的不同利益。
“圈子”与良性治理的矛盾
“圈子”由关系连接而成，当极端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搞关系的人会用一切手段来拉近自己与圈子中核心人物的距离，从而换取最大利益。因此我们看到，不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文化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百姓，人人似乎都以自己属于某个圈子为荣，想尽办法进入圈子，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依靠圈子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极端情况下，法律、道德往往让位于圈子的利益，公共权力成为各种圈子的私家领地。种种这些，都对社会的良性治理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此，有人主张用法治取代德治，有人主张去关系化，还有人主张以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尽管目前社会上存在法治不彰的现象，加强法制建设也是应该的，但是要用法来取代道德，或以契约交易的关系取代讲仁义、讲博爱的人际关系，则既违背了中国人的民族性，也会丧失良善的人际关系而带给社会的善治，可谓因噎废食，得不偿失。
从古至今，“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一观念就被印证是正确的。去关系化的社会，只会让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人。用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用买卖交易这种工具性的关系来置换讲仁义、讲博爱的情感性关系，这种主张更是违背了我们骨子里面的仁爱情感。事实上，是我们的社会没了底线，错误地使用关系，才造成了很多“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负面结果问题不在关系本身，而在于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中，任何治理手段，关系也罢、法律也罢，都会被滥用。“关系社会”、“人情社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研究，找到发挥其优势、减少其缺点的治理之道。
事实上，那种主张以法律取代道德、以契约关系取代情感关系或是去关系化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是因为“圈子”这个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即使是处处讲求法治的美国也意识到其重要性，也才因此发展出了对社会网的理论分析，如今在美国，社会网结构和关系研究已成为显学;另一方面，任何社会只要没了底线，任何治理手段都可能成为作恶的工具，崇尚法治的美国同样有安然案、安达信(美国最大的会计事务所)造假案，以及华尔街肥猫们有意设计有毒资产进而引发金融海啸等不法行为。尽管如此，我们也都知道这些并不是法治的错，同样的，为一己之私、追逐小圈子利益而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现象也不是圈子和关系本身的错，而是贪婪纵欲、好大喜功又短视近利的错。社会也罢、组织也罢，要实现良性治理，需要做的不是消灭圈子，也不是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治理体系，而是要顺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充分了解这种“圈子文化”，通过制度的改良和优化最终实现良性治理。
“圈子文化”的改良方向：自组织与自治理
所谓“自组织”，是与被一个权力主体指定成立并赋予任务的“他组织”相对而言的，在管理学中通常指“网络”，社会学中则常常是指“社区”或“社群”①。人际关系会带来信任，信任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则是良善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简言之，中国人的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表现在组织内会是最有活力、战斗力与创意的团队，表现在社会上则是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公民团体，如职业、行业协会、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各类兴趣俱乐部等等，可以其内部的社群规范与伦理建构出自治的良好秩序。如何扬其恶而发其善?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正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智慧。
中庸的第一条就是“放”，运用于现代自组织治理模式，就是给予社群一定的发展空间，借以形成社群伦理，靠社群内部的相互监督形成自律的风气。找到合适的方法开放自组织，也可以让多元的声音找到一个合理的表达渠道，找到合法、公开的利益代言人，形成一定的公开发言权，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而不是抱团暗斗，夺权谋私。这样，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团体，将圈子文化引向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让公共权力回归到本来的轨道，最终实现良性的治理。
中庸的第二条是“诚”，中庸之道从天下至诚开始，只有真诚才能建立愿景、价值观和团体文化。如此，自组织的圈子成员才有行为的规范与行动的方向，可以自治，自定目标、自选工作，正面发挥圈子的功能，而不会没有底线地抱团循私。
中庸的第三条原则是“以身作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从领导开始上下一致守法、上下一致守礼，愿景、价值观和文化才会真正深入人心，法制与规范才会得到大家的共同尊重与遵守。
中庸的第四条原则是“动态平衡”，即要寻求治理模式在动态中的平衡。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要有节度，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也要有节度，在层级治理和自组织治理之间把握一个平衡点。作为圈子核心人物的领导者也要保持好圈内与圈外的平衡。一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可能也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核心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只考虑小圈子里面人的权利，而应该把均分的原则运用到更大的层面上去，随时动态平衡情感性与工具性动机，平衡人情法则与均分法则，平衡圈内与圈外利益，时而三七分、时而五五分、时而六四分，总之要在底线之上动态调整。
《尚书大禹谟》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相信放开自组织之门，强化社群精神，建立社群规范，并掌握层级与自组织之间的动态平衡，我们的圈子文化就不仅不会造成权力的异化，反而会成为国家和社会良性治理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