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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是雨果引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下面是五度学习网www.wudu001.com分享的阅读雨果小说九三年。供大家参考!

  阅读雨果小说九三年

  

 

  写作历史背景

  他在《笑面人》(一八六九)的序中说过,他还要写两部续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前者始终没有写成,后者写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这时,雨果已经流亡归来;他在拉芒什海峡的泽西岛和盖尔内西岛度过了漫长的十九年,始终采取与倒行逆施的拿破仑三世誓[2]

  不两立的态度,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他才凯旋般返回巴黎。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对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他有心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阐发自己的思想。

  写作念头

  这个念头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经出现,如今写作时机成熟了。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显而易见,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

  写作准备

  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1803—1807),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着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着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

  独特的角度和思想

  应该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0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雨果不想写作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他不满足于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一般进程,而是想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

  《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的切入角度是独具慧眼的。雨果选取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着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但恐怖的政治又引起了人们对于道德的反思。雨果在小说中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以这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描写大革命,确实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中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尊重历史,再现壮伟场面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壮伟的场面。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枪杀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毫不留情”。保王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虽然饱受迫害,但是无知迫使他们对领主拥有绝对的忠诚。布列塔尼自古以来就以反对法国中央着称他们保守,他们传统,他们也对这个世界孤陋寡闻。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反击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的烧杀,共和军以暴制暴;绝不宽大。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政见分裂,却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他们的口号是“决不饶恕”。因为他们认为对敌人的暴力和恐怖是革命衍生的必然。这一举动最终导致了雅各宾派的倒台.也导致小说结局处共和军首领戈万对于道德的反省。可以看出雨果对这种恐怖政策颇有微词。

  大革命启蒙与政策

  明显的是,雨果认为雅各宾派政策和启蒙思想的“平等,博爱,自由”背道而驰,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的笔锋将高潮时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在顷刻间调转。继而出现了结局处戈万对内心的拷问和叛军首领朗特纳克侯爵堪比哈姆雷特的独白。“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戈万的这句话应该是雨果对共和国最大的理想。这才应该是雨果心中真正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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