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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读后感
初次听说《江城》这本书，是在高二的地理课上。已经忘了是什么话题让老师提起它，只记得老师形容这是一本好书。既然是本好书，不妨买来一读。抱着这样随意的心态，翻开了《江城》这本书，谁知道一打开便无法放下了。第一次读完它，恋恋不舍，千言万语汇成一个英文单词“fascinating”，龙飞凤舞地写在书的最后一页;此后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闲来无事翻一翻。直到大一，我再一次从头到尾地把它读了一遍。毫不意外地，我依旧被作者那温和宽容的笔调，细腻生动的描绘，远近适中的视角，还有恰到好处的幽默调侃深深吸引。不知怎的，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祖国西南方的小城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情愫。
但是，这本书带给我的远远不止于某种温柔的情感。作者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细致敏锐的观察体会，明察秋毫地透过现象看到的本质，带来的是阵阵振聋发聩的思考。有人说，作者彼得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得比局里人更清楚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多数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再熟悉不过的道理罢了：你能注意到其他人注意不到的事情。但恕我直言，并非每一个处在这样环境的人都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毕竟敏锐的观察力、对生活的热情和适应陌生环境的勇气并不是人人都有的美好品质。
虽然这一切发生的地点在涪陵，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偏远小城，但书中所描述的这里的人、这里的现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并不陌生，甚至因为太熟悉而从未深入思考过原因。以公交车上的扒手为例——为什么大多数人选择在扒手下车之后才去提醒身边的人小心看管好自己的钱包，这个人还得是熟人，才会得到这些热心的提醒?为什么不去当众揭发?这似乎不只是不敢跟扒手硬碰硬那么简单——难道整车人联合起来会斗不过一个扒手吗?这个问题如果放在今天，放在发达的大都市，大多数人会怎么做?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选择其做法的理由会因此而改变吗?
彼得认为这说明了中国人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大多数人不怎么关心他人的死活，只要不杀到自己或与自己亲近的人床上来，宁可闭着眼睛假寐。所以在事故面前，他们都选择舒舒服服地当一个围观者，而极少因为道义而有所行动。当然，这种仅限于小团体、家庭、朋友之内的集体主义也并非有弊无利，这种紧密的社交圈子对需要得到关怀照顾的老年人尤为重要。
反观日常生活，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展示的集体主义的范围的确是有限的很。小悦悦事件中那路过的18位路人是怎么想的?排队购物的时候插队的人是怎么想的?就我个人而言，从长辈处接收到的思想也常常是凡事做好自己就行，切勿多管闲事。要想把这种根深蒂固的将“我们”与“别人”或是“他们”区别开来的思想彻底清除，可不是十几二十年可以搞定的。
书中第183页提到：“据我所知，好多学生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吃过苦头。我在观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感到沮丧….这跟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十分相似：‘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
是啊，但这又何尝不是普遍的现象呢?有时想想，在中国，真的是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越能不择手段的人，越可能“脱颖而出”;而越有骨气的，越可能被压迫被委屈。同样，落后就要挨打，没错，但先进也可能会挨骂。
这两个例子，彼得并没有在书中大谈，也算不上是这本书的什么重点。除此之外，书中还有或大或小的事件、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景象，作者一一提出了他的见解，而他的文字又为我提供了思考的原材料，促进我形成自己的思想。这种力量是珍贵的。
在他的笔下，农民的孩子投入地演着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窗外是奔涌流过的长江水，层叠的阶梯上走着汗流浃背面目模糊的棒棒军，饺子店的老板做饺子，擦鞋的妇女擦鞋，纵然这座城尘土飞扬、噪音严重，有着庸俗、琐屑、卑劣的一面，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热爱它，也让作为读者的我，对那个九十年代内陆中国具有的新鲜感赞叹不已，毕竟有耐心的眼睛和耳朵都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