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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为何在日记怒骂黄炎培为“无耻政客”

　　蒋介石日记在蒋介石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日记由幼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1996年去世，日记由其夫人蒋方智怡保管。2004年，蒋方智怡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 年。2006年3月日记首度向公众开放。蒋方智怡曾表示：“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希望日记最终能回到中国的土地上。”有学者认为，前些年黄仁宇先生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并没有见过这些真正的蒋介石日记。2007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被认为是“伪书”。两年来众多学者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原因在于这些从未披露的日记在训练有素的学者的解读之下，往往能印证已有历史的细节，呈现未知历史的个人看法。朱宗震先生就从蒋介石日记中读出了蒋介石与黄炎培(实际上包括了文化教育界)之间的内在矛盾。

　　黄炎培(1878—1965年)是清末举人，因在社会上从事教育改革而成名。辛亥革命后，黄炎培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二次革命后政局混乱，辞去官职重新回到社会上服务。他曾感慨说：“居官之清简，总不如在社会做事业之繁苦。此段议论并非理想，亦非造谣，盖记者尝亲从此两方面扬历而来矣。”他为了救国，自愿选择了在社会上服务的繁苦道路。

　　没有政治野心的黄炎培

　　1917年，黄炎培创办了民间教育事业—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此，他三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1948年12月14日黄炎培在写给苏渊雷的信中说：“若干事业甫经展开，弟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的扼要办法—迄今犹信—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黄炎培日记)他是一心为国而又没有政治野心的人。

　　大革命时期，黄炎培无端被革命派骂成“学阀”。其实，当时的黄炎培既不搞政治，更没有权力，只是因为努力为社会服务，教育界和实业界的人都很信任他。1927年 “四一二政变”之后，从中共角度看很“右”的国民党，事实上对其他人也“左”得很：“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眼里，凡不亲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人，都是不革命的反动派。黄炎培一度遭到通缉，被迫流亡大连。在蒋介石日记里，张澜、曾琦(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等等非国民党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的多数，都是反动派，或反动派的追随者。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第二年国民党缓和了对黄炎培的压迫，但黄炎培回到上海后，仍只能低调生活，半日读书著述，半日为社会服务。黄炎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蒋介石一方面需要利用他缓和与教育界、企业界的矛盾，在抗战期间缓和与中共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对黄炎培独立的主张十分嫉恨。

　　书生对军事的强烈不满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当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国土。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黄炎培一腔爱国热血化为实际行动，他重新回到了政治的领域，但不是去做官，而是在民间组织抗日活动。1946年10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无意涉足政海，九一八以来，为了抗日，二十九年(1940年)以后，为了调解国共纠纷，至今未获返吾原有岗位。”

　　从此，黄炎培参与组织抗日救国研究会，在民间动员抗日，支援抗日义勇军，并推动当局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黄炎培参与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担任秘书长，一方面维持社会秩序，一方面在民间组织财力、物力、人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黄炎培对于蒋介石未能全力调遣军事力量投入淞沪抗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记多次提到：“自第五军两师以后，绝无援军来。”(3月1日)“八十二师师长袁英(不同)来谈，石颖为介，袁英述蒋阻止援助十九路军情形。”(3月6日)在此期间及以后，黄炎培和十九路军将领，包括该军的创始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建立了联系。而当时陈铭枢已与蒋介石不和。

　　陈铭枢原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即铁军)第十师师长，参与了北伐的重大战役，系铁军名将。宁汉分裂时，陈是支持蒋介石的。由第十师演变而来的十九路军也支持蒋介石参加了中原大战，但战后一无所获，并被调到江西“剿赤”。1931年6月，陈铭枢重新回到军中，任剿赤右翼军总指挥。但他却开始与邓演达、杨杏佛(蔡元培代表)秘密联络反蒋。

　　蒋介石自1931年2月28日扣押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之后，即遭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广泛反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日趋孤立，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陈铭枢在倒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也自此成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十九路军奋起抗日时，蒋介石拒绝予以全力援助。蒋介石在1932年3月29日日记中怒骂黄炎培：“下午会客，与党员顾树森谈话，闻反动黄任之(黄炎培字—引者)等勾结军队与本党败类，倡议废党。余答以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息)，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也。”自应指黄炎培与十九路军将领的联系。黄炎培本有“学阀”前科，因此遭到蒋介石的怒骂，应是事出有因。但黄炎培与十九路军的联系目的是抗战，而非抱有个人政治野心，蒋介石的怒骂，又毫无道理。至于黄炎培是否有“废党”一说，我们没有找到相关事证。他反对一党专政，则是事实。

　　蒋介石的稿子改错了吗

　　1931年初，史量才对《申报》进行改革，黄炎培重返《申报》，于1月11日出任总管理处设计股主任。史量才又于6月聘请陈彬和专写时事评论，对当局持批评态度。“一·二八抗战”及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上海舆论界对蒋介石非常冷淡。据蒋介石1932年3月15日日记：“自沪战以来，民众与十九路军皆受反动派恶劣宣传，以余为误国之人，故各报不载余之言行，今日始见记载。是乃千虚难逃一实乎。”那一天，蒋介石决定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他一直把黄炎培和《申报》同人看成是反动派，而对于反动派“非铁血不能解决”。(蒋介石日记3月2日)

　　《生活》周刊原是黄炎培主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内部刊物，后来交给邹韬奋主持，关心社会生活，批评时政，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力。1930年在黄炎培的支持下，让《生活》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出版。《生活》周刊在1932年3月12日出版的第七卷第十期上，点名批评蒋介石“满口自命为国效死的死在哪里?不但自己不曾死，对于援军尚且多方捣鬼，阴阳怪气”。后来一直对当局的消极抗日持批评立场。

　　蒋介石于1932年7月12日日记中再次怒骂黄炎培：“晚见《申报》，将余之原稿改恶错乱，反动派之捣乱，犹方兴未艾也，不加严厉处置，何以征服反动。乃下令先在三省禁寄《申报》，王(黄王误读—引者)炎培、陈炳和之反革命应彻底惩治也。”

　　当时，国民党方面召开国难会议，征召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但由于国民党无意开放政权，遭到各方抵制。4月1日黄炎培日记：“国难会议上海会员会第四次会，因赴宁代表归述行政院长汪精卫无意接受取消党治、施行宪政案，决定不去，电政府申明不去理由。”5月5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且答应取缔抗日活动。但黄炎培在民间仍坚持抗日的宣传活动，因而遭到当局的压迫。8月18日黄炎培日记：“得悉《生活》周刊将由禁递而发封，中央党部公文已到市政府。《生活》周刊案、申报馆案(禁止长江四省邮递)皆牵及余，且以余为总目标，何政府之不谅至此!” 国民党当局指名黄炎培必须离开申报馆，24日他正式辞去了申报馆职务。但《生活》当年并未被封，1933年底被封后，邹韬奋开办了生活书店，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至于蒋所说“余之原稿改恶错乱”一事，我们查到《申报》于1932年7月11日第四版刊载有蒋介石“答复《大公报》之询问，否认法西斯蒂组织，始终愿为国民党员”的谈话稿，但此稿与台湾国史馆所刊蒋介石的《事略稿本》1932年7月10日所载内容并无区别，但与7月11日所载蒋介石电复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张季鸾的正式文本有所区别。也许这件事本身是《大公报》的误差?我们没有读明白报道本身什么地方得罪了蒋介石。

　　蒋介石并没有对黄炎培实施“铁血”政策，他在民间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史量才则不幸于1934年11月13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扫除善意的批评

　　黄炎培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一直期望国民政府在抗日期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多次向蒋介石上呈军政界的弊病，却遭到蒋的嫉恨。蒋即使明知呈报属实，也容不得来自外界即使是善意的批评。

　　自参政会成立后，包括中共在内的非国民党政治派系，一直在要求实施民主宪政，黄炎培是当时宪政运动的重要角色。蒋介石也有明确的承诺，如1941年11月26日，参政会闭会式上，“蒋主席致词，极诚恳。”其中说到：“宪政是国父遗教，是既定国策，越早实现越好。若可行不行，此政府将不打自倒，望赞助、监督、督促……宪政实行后，当然是多党制，但训政时则否。各党派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政府定扶助之。”(黄炎培日记)但是，蒋介石实施宪政的承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为了团结抗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自我安慰地写道：“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余以两年来之周旋，政府及各党派对我都还不至于歧视。此次第四届(系一届四次)大会为内政审查会主席，审查七个关于宪政提案，各党代表争论虽烈而卒获圆满结果，在余总算对参政会尽了一分心，当观今后如何耳。”(1939年9月16日)1940年间，国共摩擦加剧，引起各界的忧虑。

　　为此，黄炎培主动承担起了调解国共摩擦的任务。但是，黄炎培谋求团结抗战的愿望，在中共价值观里是“和事老”作风，是资产阶级代表(在将来这顶帽子很麻烦)，而在蒋介石的价值观里，更成了“骑墙投机”。反正两头不讨好。为此，黄炎培认为：“余以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1940年12月24日，在张君劢家里，与左舜生、梁漱溟一起商量组织民主政团同盟。蒋介石企图对“反动派”“扫除而廓清之”，使“人心纯洁”，却没有力量彻底贯彻，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因而其他党派都有一定的独立活动的空间。但蒋介石并不希望他们发展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利益。

　　连蔡元培都是“罪人”

　　1944年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各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独独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黄炎培等中间派人士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1945年元旦，黄炎培领衔60多人署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批评当局低估敌人力量，“不求本身之进步与健全”，深恐“将来盟国均告胜利而我独失败”，因此，要求“政府准许各政党公开”，团结合作，“准许人民对政治发表意见，检举贪污”，“实施国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之遗教”，等等。内容虽然严峻，但措辞很温和。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45年1月3日日记中怒骂黄炎培：“昨日报载：黄炎培等元旦颂词，其幸灾乐祸，投机取巧，颠倒黑白，媚夷侮夏之汉奸心理，情见乎词。读之殊堪痛恶。”蒋并把署名者归之为“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蒋介石对异己者乱扣大帽子是没有道理的。

　　黄炎培于1945年7月1日到5日间，访问延安，由此增加了对中共的认识，更倾向于同情中共。此后，黄炎培一直反对国民党召开片面的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因此遭到蒋介石的责骂，自然更是难以避免的了。蒋介石在7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中骂道：“参政会中，所谓青年党左舜生等及王(黄王误读—引者)炎培等无耻政客，挟共党以自重，必使是非不明，邪正倒置，而后彼辈乃可浑水摸鱼，从中取利，对国家之安危与国民之利害则置若罔闻……天下之可杀可痛者，莫甚于政客也。其罪实甚于汉奸与叛匪矣。”15日：“左王等借名共党反对召集国民大会，否则就是政府准备内战，制造分裂之口号加以恫吓。”忠言不纳，无能改革，等待蒋介石的就只能是失败的命运了。

　　蒋介石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很坏的评价。蔡元培逝世后，蒋介石在1940年3月7日日记中评论蔡元培说：“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黄炎培作为一生从事教育改革的教育家，对蔡元培的评价完全不同，他悼念蔡元培的下联说：“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黄炎培日记3月12日)在蒋介石这位“革命者”眼里，中国近代教育培养的都是乡愿式人物，“重外轻内，有私无公”，这些“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者”，代表的是外国的利益(包括美国)，他们又怎么可能带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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